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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“数字基础设施协同”新框架,融合国家发改委“三类新基建”(信息/融合/创新)与信息系统领域四大学派(复杂、网络、关系、战略资产),构建“信息—融合—创新”三层协同—反馈—赋能机制,揭示科学、技术、商业、文化创新汇聚为新质生产力的演化路径。
以“五个替代×四个影响”刻画数字社会运行逻辑的结构性变迁,提出网络标识符、分布式通信与算法/协议/代码对传统社会制度的替代模型,建立数字社会“可测量、可仿真”的治理语法。
进一步形成三类创新治理方法:①数字身份治理(DPKI);②分布式账本价值管理(货币即记忆);③结果导向价值治理(以服务结果为约束标准),实现治理范式由“管过程”向“看结果”的跃迁,并在“代码即法律”与ACP可计算仿真框架下提出“模型说话—数据仿真—策略诱导”的政策实现路径。
研究背景
现有关于数字基础设施的研究主要形成四大学派:复杂模型、网络模型、关系模型和战略资产模型。前者三者基于解释主义,强调多元主体、技术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演化;后者基于实证主义,关注管理者在组织系统中协调信息技术与战略业务一致性的过程。这些研究虽揭示了数字基础设施的生成机制,但多停留于微观与中观层面。
在宏观政策层面,国家发改委提出以信息、融合、创新为三大类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,涵盖通信、算力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底座,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,以及支撑科学研究和产业创新的设施网络。本文在整合上述理论与政策框架的基础上,构建“信息—融合—创新”的数字基础设施协同模型,揭示三类基础设施在逻辑上相互递进、功能上层层赋能的机制,为数字社会运行与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了系统性解释。